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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研究

      中國內資稅務所“走出去”設點布局的思考

       

      來源:稅海之星

       

      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被越來越多的沿線國家的相應與支持,中國“走出去”企業也遍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且成就顯著,但是中國內資稅務所尚未真正做到與中國“走出去”企業的同步發展和真正的國際化,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仍然是“四大”在壟斷或主導著對中國“走出去”企業的稅務咨詢服務。究其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是“四大”有成熟的國際化運作及國際網絡的布局設點,還有“四大”比較強大和持續的國際化的專業服務團隊,這是內資稅務所與“四大”最大的差距或難以補齊的“短板”。如中國內資稅務所中也僅僅有利安達國際,信永中和、中匯等個別內資所在境外一些國家有設點,絕大部分的中國內資稅務所還未能真正在境外布局設點。中國內資稅務所如何充分利用自身的特有優勢,在局部(個別國家)先突破“國際化”的瓶頸,盡快“走出去”進行現實和有特點的布局設點,做到與“四大”或其他國際所的服務合而不同,進行差異化的有效競爭,甚至是在特定“窗口期”和局部國家和地區進行“彎道超車”,服務好中國已經“走出去”的中資企業,這是目前亟待思考和探求的問題。筆者根據目前中國“走出去”中資企業的現實特點,中內資稅務所的資源現狀,特別是我國周邊國家經貿往來的情況,結合最近“俄烏戰爭”引發國際地緣政治的變化以及美歐對我國及相關國家的制裁和打壓,提出以下“三點一線”的設點和布局的思考及設想,以供中國內資稅務所同仁及相關者思考與建言,以期望共同積極推進中國內資稅務所盡快跟上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發展的大勢,服務好中國已經“走出去”眾多中資企業。

      所謂“三點一線”的設點布局的主要思考是:“第一設點”是在中國“走出去”企業集團總部較集中的一線城市,如“北、上、廣、深”,(即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設立內資稅務所的“牽頭”點或“專家服務組”,以便對接和打通“走出去”集團總部財稅決策層。“第二設點”是在中國邊疆自治區或省市設立內資稅務所的“大本營”或“換防基地”的分所,在此招聘,培養和集訓相關稅務人員,以便容易或便捷地將中方外派人員外派或輪換到接壤或臨近的國家。“第三設點”是在中國接壤或臨近的國家,中國內資稅務所與東道國當地的稅務中介合作或自己獨立設所,成立“中國服務組”(China Desk),其主要常駐中方人員是來自中國邊疆分所的外派人員,專門服務于在東道國的中資企業。“一線布局”思路是:在美國制裁或打壓的國家,“四大”已經撤出或是不再進入,或是在欠發達且體量小的國家,“四大”尚未進入或是在當地的發展較弱,中國內資所要盡快填補“四大”缺失的“空白”美歐制裁國家,搶先進入或增強在欠發達國家的稅務服務市場。也就是說,要沿著歐美“四大”不去或不愿多去的國家線路,中國的內資稅務所必須要去布局,還要盡快布局,先行占領或拓展這些國家是稅務咨詢服務市場。

      鑒于目前中國“走出去”企業仍然是以央企、國企或大型跨國民企為主體,其集團總部集中決策和統一管理境外財稅重大事宜的特點,“走出去”中資企業集團總部大都集中地處“北、上、廣、深”的區位,同時,在北、上、廣、深也是國際化財稅專業人士比較聚集和容易流動的一線頭部城市。筆者由此建議:第一設點地應該是在“北、上、廣、深”。其作用主要事對外聯絡和展示,對內專業指導與管理。中國內資稅務所在“北、上、廣、深”成立對中資“走出去”企業集團總部的專門機構(如辦公室或專家小組),可以直接、有效地與地處“北、上、廣、深”的中資“走出去”企業集團總部財稅決策部門溝通,展現自身專業團隊的能力和經驗,由此更快地被認識和進而認可。同時也便于中國內資稅務所及時從“走出去”中資企業集團總部了解該集團成員單位在境外項目現狀,以及相關急切或系統的財稅服務需求或意向,保持與這些“走出去”企業集團總部決策層的日常良好的合作關系,進而獲得這些企業總部指定或推介給其集團內部成員單位相關境外財稅業務,甚至是推薦給其上、下游客戶。在“北、上、廣、深”設立第一點,對于中國內資稅務所內部來說,也便于招聘、留用和集中高端國際稅實務專家或領軍人才以及高層管理人員,其可以對中國內資所稅務所拓展國際化業務給與專業指導,對具體國際涉稅案例進行質量審核和把關,同時對中國境內對接境外分所給與有效的技術支持和指導,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專業人員的稅政與相關技術的培訓,同時開發與規范相關跨境財稅服務產品,加強內部的管理流程和監督程序,提供資源調配和專業保障。另外,目前中國深圳蛇口區前海給與我國財稅中介的國際化提供了的最大的支持和鼓勵,如給與當地的財政補貼,稅收減免,辦公場地租金的優惠等(如中稅協還與當地相關政府聯合,出臺相關優惠政策,在前還設有專門的國際稅收服務大樓,鼓勵提供“走出去”服務的稅務事務所入駐),中國內資稅務所應抓住機遇,考慮在前海設立“第一點”。目前來看,絕大多數中國內資稅務所都在“北、上、廣、深”設有總部或分所,這些內資稅務所只需要重新整合資源,或集中優勢國際稅專家資源,專門成立作“走出去”企業的財稅服務部門即可。

      鑒于我國目前第一大的經貿交易國別或區域,仍是東盟國家,特別是近些年來,東南亞的人口紅利,地緣優勢和經濟增長的活力,使得中國越來越多的企業進駐東南亞市場,其中包括有很多制造業的中低端產業 (工廠)在往東南亞相關國家轉移,特別是與我國接壤或臨近的國家如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孟加拉等國更顯突出和重要。其中RCEP貿易協定的簽訂與推進,中老鐵路的開通更是助力中資企業加速在上述國家的投資與經營的趨勢,與中資企業同在同行,在這些東南亞國家盡快設點,就成為中國內資稅務所的急切的首選地。與東南亞各國相對應,中國為了保障能源通道的安全,與中亞五國,還有巴基斯坦都全方位的戰略合作伙伴,中歐鐵路的加速運行,上合組織成員的戰略合作,相關具體項目落實都使得我國很多企業,尤其是央企和國企在中亞五國和巴基斯坦都有很多重大的投資和大型基礎建設項目,如在在哈薩克斯坦的天然氣管道建設,石油開采等能源項目,中吉鐵路的即將建設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的建設,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等等。還有在外蒙古的煤礦、金礦及其他稀有金屬礦的開發等項目。很多這些與周邊國家接壤的中國自治區或省市,還有便利的,特殊的兩國雙邊通商貿易口岸,兩國特殊的邊境或跨境合作區(如中老磨憨邊境合作經濟區,中緬瑞麗跨境產業園,中哈霍爾果斯國際邊境合作中心),兩國在人員和貨物通關,交流非常方便和便利。因此,中國內資稅務所要審時度勢,抓住時代機遇,充分利用地域優勢,積極盡快對接上述與我國接壤或臨近的國家并在當地設點。具體來講,筆者建議:中國內資稅務所可以考慮在廣西自治區的南寧市,甚至是防城港設點,對應服務于在越南和柬埔寨的中資企業;在云南省的昆明市,甚至是景洪市設點,服務于在越南、老撾和緬甸,甚至是泰國或孟加拉的中資客戶,在新疆自治區烏的魯木齊市,甚至是在伊寧市、喀什市設點,對應服務于在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還有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的中資客戶,在內蒙古自治區的呼和浩特,甚至是二連浩特市設點,服務于在外蒙古的中資客戶,在黑龍江省的哈爾濱設點,服務于在俄羅斯遠東的中資客戶。這種第二個點的設立,主要是這些中國的邊疆自治區。省市有地域和人才優勢;如出行相鄰或周邊國家陸路,航空比較容易,往來成本很低。與周邊國家的文化,生活習慣相同或相近,特別是這些邊疆自治區或省市很多少數民族的語言和文化,習慣與接壤或周邊國家相同或相近,便于交流和溝通,很快開展財稅服務工作。如新疆的哈族的哈薩克語與哈薩克斯坦的語言相通,新疆維吾爾族的維語與塔吉克斯坦的語言相通,內蒙古的蒙語與外蒙古的蒙語相似,廣西與云南的很多少數民族的語音與周邊國家相近,這些自治區與省市的少數民族的財稅專業人士就可以很快發揮其特有的語言和文化的優勢作用。而且在這些邊疆自治區或省市還有一些特殊小語種的院校優勢資源。如在新疆烏魯木齊市有新疆大學、新疆師范大學,其外語系有較強俄語專業培養能力。在廣西南寧市,有廣西外國語大學,專門有東南亞小語種的專業培養能力。這些邊疆中國內資稅務分所可與這些院校作長期合作。如學生的語言學習在院校,專業實習或工作在稅務分所,這樣,可以源源不斷地培養和培訓當地“第二點”稅務分所亟需的專業后備人才。另外,在這些邊疆自治區,省市,也有大量的與接壤或臨近國家的來華留學生及商務,財稅的專業人員,他們對兩國的語言、文化及商貿都很了解。是潛在招聘和留用、培養的財稅專業人員。因此,在這些中國邊疆自治區和省市的設立“第二點”,相當與在與中國接壤或臨近國家的前沿設立了一個大本營或“后方基地”,可以源源不斷地將中方專業人員派往接壤或臨近國家,進行常駐或輪換派駐。這樣有利于培養專業隊伍,深入和擴大在東道國的稅務服務。同時,也便于本身就在這些邊疆自治區或省市的中資“走出去”的企業。目前,很多中國內資稅務所,如“八大”都在這些邊疆自治區、省市都設有分所,只是沒有專門或專注作“走出去”企業的服務團隊,這些中國內資稅務分所只需在內部調整或新增“走出去”的稅務服務方向,聚集或新招聘合適的專業人員即可。即便是沒有在這些邊疆自治區或省市設有分所,由于當地人力成本較低,新建分所也比較容易且代價較小。另外,目前“四大”,一般在中國一線及二線大城市有事務所(分所),在這些中國邊疆自治區或省市,尚沒有或沒有充分設點開展“走出去”的業務,這對于中國內資稅務所來說,沒有正面的競爭或競爭較弱,便于盡快設點,可以強占先機,充分發揮人力成本、運行成本比較低,國際化條件較好的比較優勢,在邊疆自治區和省市擠壓和比拼“四大”,贏得區域的設點競爭優勢。

      與上述第二點設點的思考相關的拓展,筆者建議:中國內資稅務所應該加快和加大投資,在與上述中國相鄰的周邊國家布局設立第三點。目前,在上述接壤或周邊國家,大都有“四大”的網點(只有個別國家沒有四大的網點或“四大”在當地的服務團隊較小,尚未形成規模和名牌效應),特別是在東南亞各國,“四大”早已經進入且已經形成了規模的品牌效應,對后來進入的中國內資稅務所有明顯的擠出效應。中國內資稅務所若想在東南亞國家很快進入或站穩設點,將直面與“四大”的競爭,挑戰和困難更大,因此,中國內資稅務所如何細化服務項目,形成自身特色,與“四大”和而不同,進行差別競爭則更顯重要。因此,中國內資稅務所要有大局觀,時代感,不懼困難,積極推進在這些國家的新設布點,充分利用自身比較優勢,開創新局面。筆者建議:要充分利用在周邊自治區和省市的便利地域優勢,還有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優勢,不斷派人到東道國常駐,或是輪換,當然還要招聘東道國當地的財稅專業人員,與他們一起緊密合作,相互融合,在語言、文化和人員數量上逐漸建立自身的品牌和專業優勢,擠壓前期進入的“四大”,贏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之地。

      在上述接壤或臨近國家設立第三點,中國內資稅務所不論是與東道國合作設點,還是自身獨立設點,都必須在當地設點中專門設有相對獨立的“中國服務小組”(China desk),這也是“四大”在歐美國家更好服務中資企業,進行機構專設的成功經驗。也就是說,在東道國的“第三點”必須要有懂中文中國文化和當地語言和文化的財稅專業人員,只有配置這樣的專業人員才能凸顯與在當地中資企業在語言、文化溝通和認同的比較優勢,另外,這種專業人員不僅僅是語言文化上的翻譯,更重要的是該人員同時要知曉和了解中國與東道國兩國稅制及相關財稅規定,只有這樣專業素質,才是獲取當地中資企業信任和提升客戶服務滿意度的根本保障。中國服務小組成員還是鏈接東道國與中國“第一點”與“第二點”的關鍵樞紐。因此,為了保障“中國服務小組”成員的穩定性和權威性,筆者建議;應該由中國內資稅務所的“第二點”外派中方人員常駐東道國的“第三點”,也可以考慮進行定期輪換,當然可以輔助培養東道國的專業人員(如留學生)或組合人員配置。

      在上述接壤或臨近國家設立第三點,也可以充分考慮與已經在該國家經營的中資大企業或中資企業集中群一起附屬或專屬辦公服務。如在吉爾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凱克,有以大唐牽頭建造的中國城,其中集中了有上千家中國的商戶,由此,可以依賴大唐在比什凱克中國城設點,專門先服務于集中在中國城的眾多中國商戶,由此站穩腳跟,隨后伺機在擴大服務對象和拓展服務范圍。再如,在老撾的拉姆拉邦,有云南鋼鐵廠在那里的新設工廠,中國內資稅務所可以拉姆拉邦的云南新廠內設點,專門對該廠提供稅務專項服務。這種依附或掛靠型的設點好處是:已有特定客戶的穩定,專項服務需求保障,不需要另行開拓市場,少有風險,收益有保障。且還可以依賴已有中資客戶的已有的后勤支持和保障(如住房,交通,伙食及安保),可以節省后勤或行政運行費用,盡快進入和開展專業稅務服務。

      就目前中國內資專業中介在境外布局設點的發展來看,中國內資律師事務所遠比中國內資稅務師國際化做的好,如盈科律師事務所、金杜律師事務所,還有蘭迪律師事務所,他們都已經在中國接壤或周邊國家設點且很好地對接了當地的中資企業,拓展業務勢頭迅速。中國內資稅務所可以考慮與這些已經先期“走出去”的中國內資律師實務所合作,甚至聯合辦公,進行同樣定位的中資客戶的“財、稅、法”業務互補或打包服務。這樣可以減少自身“孤軍深入”的摸索和試錯的代價和時間,盡快進入東道國開展稅務服務業務。

      另外,中國內資所由于特殊的、專門的定位客戶是央企和國企所致,可以力爭中國政府駐外機構的最大支持和宣介,如中國大使館(外交部的外派大使),經商處(商務部的外派參贊),稅務總局的外派稅務官,還有在中國大使館和經商處領導下的中國企業商會,在這些國家的中國企業商會的支持下,可以口碑相傳,很快打開局面。另外,中國內資稅務所,在這些周邊國家布局設點,也要有國家情懷和合作共贏意識,要著眼大局,互通有無,共同報團取暖,先行進入的個別中國內資稅務所,要與其他后進入或尚未進入的中國內資稅務所,分享相關當地財稅信息,甚至共用一些既有的設施(場所),分析一些財稅專家的經驗。要避免本位主義,既得利益,甚至的低價,惡性競爭,這樣才可能形成中內資稅務所的集體整合優勢,共同對抗當地的“四大”,在這些接壤或臨近國家先行突破“走出去”的第一步,進而站穩腳跟,做大蛋糕,共享利潤,開拓更多國家的未來市場。

      鑒于目前,“俄烏戰爭”導致歐美與俄羅斯等國發生了巨大地緣政治的影響,簡單說,俄烏戰爭爆發后,美歐企業一致都撤出了俄羅斯,隨之“四大”一致很快撤出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市場,加之之前,“中興”和“華為”事件,美國制裁和打壓中資企業一系列行為,導致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和全力保障中國“走出去”企業的國家信息和商業秘密的安全性,其中財稅信息安全與提供相關境外稅務服務的中介就密切相關,也就是說,中資“走出去”企業(尤其是央企和國企)按國家政府的相關規定及企業集團內部的要求,希望能與中國內資稅務所,而不是與“四大”緊密合作,提供境外相關財稅服務。這對于中國內資稅務所來說,正是一個絕好的快速發展“走出去”服務的時代機會。于此,一些國家如俄羅斯、白俄羅斯、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北朝鮮等國家,由于受到美歐國家的一致制裁與打壓,其經濟復蘇,國家重建亟需與中國“走出去”企業合作。中國很多“走出去”企業也的確在這些被制裁被打壓國家有越來越多的投資和項目承建,其亟需有中國內資稅務所與之同行,提供在這些國家屬地的財稅服務。與此同時,由于“四大”的撤離或空缺,因此,在這些被“制裁”的國家,客觀上就存在了一個“空檔期”,中國內資稅務所不存在以往或在其他國家與“四大”的直面競爭。中國內資稅務所應該盡快抓住這個“空檔期”或“窗口期”。進行戰略性布局,進快在這些國家新設或擴大服務網點。同理,也可以在一些比較貧窮、落后,體量較小的國家,如尼泊爾,由于該國較小,幾乎沒有歐美企業在該國投資、經營,但是中資企業在該國的投資和經營卻比較集中,(1000多家中資企業)。鑒于歐美客戶很少,環境艱苦等的原因,“四大”認為尚不值得在該國設點,但卻是中國內資稅務所進口進入的機會所在!事實證明也是這樣,例如,利安達國際在尼泊爾設有分所,在當地大使館和經商處以及中國企業商會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就被在該國的中資企業認識和認可,進而打開服務當地中資企業的局面。中國內資財稅所應該不懼艱苦,只要中資客戶且較多集中,就要盡快填補沒有“四大”的空白!“走出去”進行差異化的布局和設點,這樣就可以贏得相對“壟斷”的豐厚的收益。這就是筆者的所謂“一線”的建議,即在美歐制裁或不愿投入資源的國家或地區,只要有中資企業的聚集,就要堅持在其“一線”投資布局,設點擴張,進而贏得獨占市場的收益和迅速擴張的發展。

      綜上所述,筆者“三點一線”設點布局的思考,是在中國一線城市設立“第一點”,聚集國際稅專家及管理層的資源,便于直接對接“走出去”中資企業總部財稅決策層,統一管理與指導對應境外服務分所。在中國邊疆自治區或省市設立“第二點”,是為了充分利用其地方人力和地域比較優勢,外派人員常駐或輪崗到接壤或周邊國家“第三點”,主導當地“中國小組”財稅專業工作。在中國相鄰或周邊國家設立“第三點”是相應中國“一帶一路”中與“全方位戰略”國家合作的大勢,配合與滿足中資企業在當地發展的財稅服務需求。在美國制裁和打壓國家已經簽發展的國家“一線”盡早布局,同樣也是相應中國與這些國家的戰略合作大勢,填補“四大”缺失的“空白”,獲取搶占和拓展更大國際市場的發展機遇。

       

      參考資料:

      1. 梁紅星《內資事務所如何服務好“走出去”企業》,《注冊稅務師》2019年第9期

      2. 上海國家會計學院 利安達國際 《“一帶一路”會計服務貿易發展報告》(2021年)

      3. 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基于企業國際化發展的會計事務所服務企業“走出去”策略研究》2019年3月1日

      4. 易蕾 李江 《中國會計事務所國際化服務現狀評估》鳳凰網國際智庫 2016年9月8日

       

      作者梁紅星系北京稅海之星稅務咨詢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資深國際稅收實務專家,知名“稅海之星”國際稅微信公眾號群主

       

       

      發布人:利安達 發布時間:2023-07-14 閱讀: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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